六四‧維園‧約定
收到友人傳來有關六四的電郵，很想跟大家分享。
在這個多月，我不斷細想六四對我的影響：沒有六四，也沒有今天的我，也難以形容它在我心靈所造成的震撼和啟發！每想到此，心內也有種悲痛難言的感覺！
回想當年，跟同學們到維園遊行，還是我首次踏足銅鑼灣呢！ 而今晚，也不會少了我的身影，朋友們，維園見！
八九天安門廣場親身經歷 （節選）
香港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系助理教授吳鴻雁
我不曾訴說，也不想訴說那一年、那一月的故事，我親身經歷的故事，我的同學、同胞的故事，我深愛的祖國的故事。
多年來，甚少與親友或當年的同學談起六四，似乎那是一片聖地，不容模糊的記憶 去玷污；又似乎那是一處傷心之地，不忍他人無心的碰觸。但是，轉眼竟然二十年了！當年的自己似還是個“大孩子”，而如今我的孩子已快長大成人。看來，現在是面對自己的過去、面對猶喜猶悲的記憶的時候了……
廣場見證
1989 年正是我大學畢業的一年。身在北京的海澱區，我和其他眾多北京的大學生一樣，義氣奮發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學運的熱潮之中。 我頭上的馬尾辮紮起 寫著毛筆字的 雪白的絲巾，日日 步行或者搭乘街邊民眾自製的簡陋三輪車 去到天安門廣場 參加聚會、 靜坐。那是 何等濃烈的一種 心情啊？！是痛心？不是。是激憤？也不是。 或 許，“感動”二字最切合我當時的親身感受 。生活在香港多年，二十年後的今天 ，我感到對於香港的民眾來說，六四的記憶是痛苦與血淚交織的。可是對於我這個當事人，以及與我一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親身參與六四的學友來說，八九年春夏交織的那一段日子，六四之前的那幾個星期，似 乎一切都生機勃勃、到處都 陽光燦爛 -- 廣場上絢麗多彩 、迎風招展 的旗海之中，我們更多感受到的是群情激昂、熱血沸騰、甚至是滿懷希望、興奮無比。廣場的每一個角落，人們的心似乎都牽在了一起，莫不相識的人也顯露出最為真誠的情誼。在我的記憶深處，那時百萬人聚集的天安門廣場，甚至彌漫著一片無法言喻的高尚而祥和的氣氛 -- 學生們個個席地而坐，周圍的群眾送水、送冰棒兒為我們解渴 ，又不時有人遞過來帽子、雨傘為我們遮陽。 大家全都懷著一顆顆熱誠的心、毫無戒備地期盼著自己的政府正視我們的國家所面對的缺乏民主、貪污腐敗等等問題。
有一日，我與一些同學和不少市民搭乘北京圖書館的大巴準備再去廣場。然而，成千上萬的人流、車流將北京幾乎每一條街道都填得水泄不通。在車上不吃不喝7個小時，我們終於在傍晚時分駛近 廣場，接近天安門城樓。那一刻，只見四圍烏雲密佈，風雨欲來，而天邊卻驚現一片天穹，夕陽透過窄窄的雲線射出絢目的光亮。我呆呆地站在車窗前，望著霞光中迎風飄揚的旗幟和餘暉照耀下如披金光的激動的人群， 癡癡地聽著窗外如雷貫耳的喧聲， 我的心感動得流淚了… … 我知道，那是我 終生難忘 的一刻。
與我們學生並肩參與靜坐的上百萬人中，有工人、普通市民、醫生護士、電視節目主持人，同時也有政府職員、國家幹部，更有海軍的官兵也加入我們的行列。甚至我所在的大學領導也不甘落後，除了出動校巴專程接送學生往返校園與天安門廣場，更有人現身絕食、靜坐的學生群中，高調鼓勵和支持我們的行動。那時候，似乎全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都參與到廣場的盛景之中，剩下的還會有誰呢？也許就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領導了。
然而，廣場上和平有序、群情高漲的氣氛在五月十九日之後就完全改變了。在那一天，趙紫陽來到廣場幾乎流著淚勸說學生停止絕食；而當晚的黨政軍大會，則突然將原本的“學運”之稱，改變並定性為“動亂”（六四更改為“暴亂”）。各所大學發下緊急通知，讓學生們儘快離開北京。我周圍的很多同學為了聯繫和安排工作也為了避避峰頭，便在519 之後陸續離開了北京。我和另外一些同學留下來，但卻在五月底六月初，被學校強制性地鎖在校內，任何人不得出去，更不能到天安門廣場。當時我們幾乎沒有任何機會接觸新聞報導，唯有天天圍著學校的廣播，收聽噪音很大的“美國之音”。我的老師和同班同學便有因負責播放美國之音”及書寫大字報而在六四之後遭到嚴厲審查處分的 。
對於六四當晚廣場及北京各處發生的一切，我自認“不識廬山真面目”，而相信香港的大眾由於可以觀看到比較全面的新聞報導，比我們身在北京、卻無任何傳媒渠道的學生更瞭解詳情。說句實話，我所知道的情況很多是道聽塗說的，但也很有可能是真實發生的。人們都在私下談論木樨地無辜市民住宅被軍隊掃射，又有眾多停在路旁的自行車被坦克碾過。六四前夜，我的一位同學跳牆跑出校園，然後聽說他在廣場附近被流彈擊中，小腿受傷，後來更因此受到學校處分，不予分配工作……
攔截軍車
除了參加天安門廣場的集會，我也和同學一起參與了攔堵軍車的行動。由於學校的教學活動已全部停止，學生們的中心議題時刻不離學運，校園中自然消息極為靈通。 我和幾百位來自海澱區多個大學的同學， 聽說有軍車和坦克正從西北面向北京進發，便不約而同地走到離校園不足十裡遠的北京西郊的青龍橋，在那裡阻擋住正要向城裡進發的軍車。有的同學手拉著手坐在滿載士兵的軍車前，有的學生走去圍起後面的軍車。本來我們是抱著與軍人對峙的心態來的，但當我和一位好友在車旁同坐在軍車車廂邊上的一兩位士兵聊 了幾句 ，才恍然發現他們原來對於此行的目的毫不知情，只說是聽從上級的命令進城進行演習。 那些十八、九歲年輕的士兵與我們年齡接近，但他們似乎生長在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對外面發生的一切毫無瞭解，或者說無從瞭解。他們恐怕整日在營中軍訓，根本沒有太多機會接觸外界。與我們這些毫無顧忌、努力面對周圍的一切新鮮事物、試圖看清世界、力爭民主、自由、開放的大學生相比，這些士兵們看起來 無辜、單純得令人驚歎！
八九年以後，大學規定每一屆大學生都要進行軍訓。我也曾早在六四之前便參加過學校組織的軍事夏令營，對軍隊的生活和訓練活動有些直觀的瞭解。我很明白軍人的天職便是惟命是從。然而，六四當天的流血屠殺事件，令我深深感到，與中國的軍人相比自己是何等的幸運—我從不需要，也絕對不會違背人性、人心而一味聽從指揮、濫殺無辜百姓……
“不忍想起，又豈敢忘記！”教院校長的這句話其實也 正是我多年來的真情寫照。每個人當年參與也好，觀望也好，哪個人不是為自己的民族、自己的國家而熱血沸騰、義憤填膺。 二十年來，我悉心收藏著這一段珍貴的記憶，如今，驀然回首，當時的景象竟還是歷歷在目。
此時此刻，午夜已過，六四來臨，而我的窗外正開始電閃雷鳴、大雨滂沱。上天是否也在為二十年前今夜的長安街慨歎、嗚咽 ？！
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零點20分 於大埔
在這個多月，我不斷細想六四對我的影響：沒有六四，也沒有今天的我，也難以形容它在我心靈所造成的震撼和啟發！每想到此，心內也有種悲痛難言的感覺！
回想當年，跟同學們到維園遊行，還是我首次踏足銅鑼灣呢！ 而今晚，也不會少了我的身影，朋友們，維園見！
八九天安門廣場親身經歷 （節選）
香港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系助理教授吳鴻雁
我不曾訴說，也不想訴說那一年、那一月的故事，我親身經歷的故事，我的同學、同胞的故事，我深愛的祖國的故事。
多年來，甚少與親友或當年的同學談起六四，似乎那是一片聖地，不容模糊的記憶 去玷污；又似乎那是一處傷心之地，不忍他人無心的碰觸。但是，轉眼竟然二十年了！當年的自己似還是個“大孩子”，而如今我的孩子已快長大成人。看來，現在是面對自己的過去、面對猶喜猶悲的記憶的時候了……
廣場見證
1989 年正是我大學畢業的一年。身在北京的海澱區，我和其他眾多北京的大學生一樣，義氣奮發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學運的熱潮之中。 我頭上的馬尾辮紮起 寫著毛筆字的 雪白的絲巾，日日 步行或者搭乘街邊民眾自製的簡陋三輪車 去到天安門廣場 參加聚會、 靜坐。那是 何等濃烈的一種 心情啊？！是痛心？不是。是激憤？也不是。 或 許，“感動”二字最切合我當時的親身感受 。生活在香港多年，二十年後的今天 ，我感到對於香港的民眾來說，六四的記憶是痛苦與血淚交織的。可是對於我這個當事人，以及與我一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親身參與六四的學友來說，八九年春夏交織的那一段日子，六四之前的那幾個星期，似 乎一切都生機勃勃、到處都 陽光燦爛 -- 廣場上絢麗多彩 、迎風招展 的旗海之中，我們更多感受到的是群情激昂、熱血沸騰、甚至是滿懷希望、興奮無比。廣場的每一個角落，人們的心似乎都牽在了一起，莫不相識的人也顯露出最為真誠的情誼。在我的記憶深處，那時百萬人聚集的天安門廣場，甚至彌漫著一片無法言喻的高尚而祥和的氣氛 -- 學生們個個席地而坐，周圍的群眾送水、送冰棒兒為我們解渴 ，又不時有人遞過來帽子、雨傘為我們遮陽。 大家全都懷著一顆顆熱誠的心、毫無戒備地期盼著自己的政府正視我們的國家所面對的缺乏民主、貪污腐敗等等問題。
有一日，我與一些同學和不少市民搭乘北京圖書館的大巴準備再去廣場。然而，成千上萬的人流、車流將北京幾乎每一條街道都填得水泄不通。在車上不吃不喝7個小時，我們終於在傍晚時分駛近 廣場，接近天安門城樓。那一刻，只見四圍烏雲密佈，風雨欲來，而天邊卻驚現一片天穹，夕陽透過窄窄的雲線射出絢目的光亮。我呆呆地站在車窗前，望著霞光中迎風飄揚的旗幟和餘暉照耀下如披金光的激動的人群， 癡癡地聽著窗外如雷貫耳的喧聲， 我的心感動得流淚了… … 我知道，那是我 終生難忘 的一刻。
與我們學生並肩參與靜坐的上百萬人中，有工人、普通市民、醫生護士、電視節目主持人，同時也有政府職員、國家幹部，更有海軍的官兵也加入我們的行列。甚至我所在的大學領導也不甘落後，除了出動校巴專程接送學生往返校園與天安門廣場，更有人現身絕食、靜坐的學生群中，高調鼓勵和支持我們的行動。那時候，似乎全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都參與到廣場的盛景之中，剩下的還會有誰呢？也許就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領導了。
然而，廣場上和平有序、群情高漲的氣氛在五月十九日之後就完全改變了。在那一天，趙紫陽來到廣場幾乎流著淚勸說學生停止絕食；而當晚的黨政軍大會，則突然將原本的“學運”之稱，改變並定性為“動亂”（六四更改為“暴亂”）。各所大學發下緊急通知，讓學生們儘快離開北京。我周圍的很多同學為了聯繫和安排工作也為了避避峰頭，便在519 之後陸續離開了北京。我和另外一些同學留下來，但卻在五月底六月初，被學校強制性地鎖在校內，任何人不得出去，更不能到天安門廣場。當時我們幾乎沒有任何機會接觸新聞報導，唯有天天圍著學校的廣播，收聽噪音很大的“美國之音”。我的老師和同班同學便有因負責播放美國之音”及書寫大字報而在六四之後遭到嚴厲審查處分的 。
對於六四當晚廣場及北京各處發生的一切，我自認“不識廬山真面目”，而相信香港的大眾由於可以觀看到比較全面的新聞報導，比我們身在北京、卻無任何傳媒渠道的學生更瞭解詳情。說句實話，我所知道的情況很多是道聽塗說的，但也很有可能是真實發生的。人們都在私下談論木樨地無辜市民住宅被軍隊掃射，又有眾多停在路旁的自行車被坦克碾過。六四前夜，我的一位同學跳牆跑出校園，然後聽說他在廣場附近被流彈擊中，小腿受傷，後來更因此受到學校處分，不予分配工作……
攔截軍車
除了參加天安門廣場的集會，我也和同學一起參與了攔堵軍車的行動。由於學校的教學活動已全部停止，學生們的中心議題時刻不離學運，校園中自然消息極為靈通。 我和幾百位來自海澱區多個大學的同學， 聽說有軍車和坦克正從西北面向北京進發，便不約而同地走到離校園不足十裡遠的北京西郊的青龍橋，在那裡阻擋住正要向城裡進發的軍車。有的同學手拉著手坐在滿載士兵的軍車前，有的學生走去圍起後面的軍車。本來我們是抱著與軍人對峙的心態來的，但當我和一位好友在車旁同坐在軍車車廂邊上的一兩位士兵聊 了幾句 ，才恍然發現他們原來對於此行的目的毫不知情，只說是聽從上級的命令進城進行演習。 那些十八、九歲年輕的士兵與我們年齡接近，但他們似乎生長在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對外面發生的一切毫無瞭解，或者說無從瞭解。他們恐怕整日在營中軍訓，根本沒有太多機會接觸外界。與我們這些毫無顧忌、努力面對周圍的一切新鮮事物、試圖看清世界、力爭民主、自由、開放的大學生相比，這些士兵們看起來 無辜、單純得令人驚歎！
八九年以後，大學規定每一屆大學生都要進行軍訓。我也曾早在六四之前便參加過學校組織的軍事夏令營，對軍隊的生活和訓練活動有些直觀的瞭解。我很明白軍人的天職便是惟命是從。然而，六四當天的流血屠殺事件，令我深深感到，與中國的軍人相比自己是何等的幸運—我從不需要，也絕對不會違背人性、人心而一味聽從指揮、濫殺無辜百姓……
“不忍想起，又豈敢忘記！”教院校長的這句話其實也 正是我多年來的真情寫照。每個人當年參與也好，觀望也好，哪個人不是為自己的民族、自己的國家而熱血沸騰、義憤填膺。 二十年來，我悉心收藏著這一段珍貴的記憶，如今，驀然回首，當時的景象竟還是歷歷在目。
此時此刻，午夜已過，六四來臨，而我的窗外正開始電閃雷鳴、大雨滂沱。上天是否也在為二十年前今夜的長安街慨歎、嗚咽 ？！
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零點20分 於大埔
留言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