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四‧維園‧約定

收到友人傳來有關六四的電郵,很想跟大家分享。

在這個多月,我不斷細想六四對我的影響:沒有六四,也沒有今天的我,也難以形容它在我心靈所造成的震撼和啟發!每想到此,心內也有種悲痛難言的感覺!

回想當年,跟同學們到維園遊行,還是我首次踏足銅鑼灣呢! 而今晚,也不會少了我的身影,朋友們,維園見!

八九天安門廣場親身經歷 (節選)

香港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系助理教授吳鴻雁

我不曾訴說,也不想訴說那一年、那一月的故事,我親身經歷的故事,我的同學、同胞的故事,我深愛的祖國的故事。

多年來,甚少與親友或當年的同學談起六四,似乎那是一片聖地,不容模糊的記憶 去玷污;又似乎那是一處傷心之地,不忍他人無心的碰觸。但是,轉眼竟然二十年了!當年的自己似還是個“大孩子”,而如今我的孩子已快長大成人。看來,現在是面對自己的過去、面對猶喜猶悲的記憶的時候了……

廣場見證

1989 年正是我大學畢業的一年。身在北京的海澱區,我和其他眾多北京的大學生一樣,義氣奮發,全身心地投入到學運的熱潮之中。 我頭上的馬尾辮紮起 寫著毛筆字的 雪白的絲巾,日日 步行或者搭乘街邊民眾自製的簡陋三輪車 去到天安門廣場 參加聚會、 靜坐。那是 何等濃烈的一種 心情啊?!是痛心?不是。是激憤?也不是。 或 許,“感動”二字最切合我當時的親身感受 。生活在香港多年,二十年後的今天 ,我感到對於香港的民眾來說,六四的記憶是痛苦與血淚交織的。可是對於我這個當事人,以及與我一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親身參與六四的學友來說,八九年春夏交織的那一段日子,六四之前的那幾個星期,似 乎一切都生機勃勃、到處都 陽光燦爛 -- 廣場上絢麗多彩 、迎風招展 的旗海之中,我們更多感受到的是群情激昂、熱血沸騰、甚至是滿懷希望、興奮無比。廣場的每一個角落,人們的心似乎都牽在了一起,莫不相識的人也顯露出最為真誠的情誼。在我的記憶深處,那時百萬人聚集的天安門廣場,甚至彌漫著一片無法言喻的高尚而祥和的氣氛 -- 學生們個個席地而坐,周圍的群眾送水、送冰棒兒為我們解渴 ,又不時有人遞過來帽子、雨傘為我們遮陽。 大家全都懷著一顆顆熱誠的心、毫無戒備地期盼著自己的政府正視我們的國家所面對的缺乏民主、貪污腐敗等等問題。

有一日,我與一些同學和不少市民搭乘北京圖書館的大巴準備再去廣場。然而,成千上萬的人流、車流將北京幾乎每一條街道都填得水泄不通。在車上不吃不喝7個小時,我們終於在傍晚時分駛近 廣場,接近天安門城樓。那一刻,只見四圍烏雲密佈,風雨欲來,而天邊卻驚現一片天穹,夕陽透過窄窄的雲線射出絢目的光亮。我呆呆地站在車窗前,望著霞光中迎風飄揚的旗幟和餘暉照耀下如披金光的激動的人群, 癡癡地聽著窗外如雷貫耳的喧聲, 我的心感動得流淚了… … 我知道,那是我 終生難忘 的一刻。

與我們學生並肩參與靜坐的上百萬人中,有工人、普通市民、醫生護士、電視節目主持人,同時也有政府職員、國家幹部,更有海軍的官兵也加入我們的行列。甚至我所在的大學領導也不甘落後,除了出動校巴專程接送學生往返校園與天安門廣場,更有人現身絕食、靜坐的學生群中,高調鼓勵和支持我們的行動。那時候,似乎全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都參與到廣場的盛景之中,剩下的還會有誰呢?也許就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領導了。

然而,廣場上和平有序、群情高漲的氣氛在五月十九日之後就完全改變了。在那一天,趙紫陽來到廣場幾乎流著淚勸說學生停止絕食;而當晚的黨政軍大會,則突然將原本的“學運”之稱,改變並定性為“動亂”(六四更改為“暴亂”)。各所大學發下緊急通知,讓學生們儘快離開北京。我周圍的很多同學為了聯繫和安排工作也為了避避峰頭,便在519 之後陸續離開了北京。我和另外一些同學留下來,但卻在五月底六月初,被學校強制性地鎖在校內,任何人不得出去,更不能到天安門廣場。當時我們幾乎沒有任何機會接觸新聞報導,唯有天天圍著學校的廣播,收聽噪音很大的“美國之音”。我的老師和同班同學便有因負責播放美國之音”及書寫大字報而在六四之後遭到嚴厲審查處分的 。

對於六四當晚廣場及北京各處發生的一切,我自認“不識廬山真面目”,而相信香港的大眾由於可以觀看到比較全面的新聞報導,比我們身在北京、卻無任何傳媒渠道的學生更瞭解詳情。說句實話,我所知道的情況很多是道聽塗說的,但也很有可能是真實發生的。人們都在私下談論木樨地無辜市民住宅被軍隊掃射,又有眾多停在路旁的自行車被坦克碾過。六四前夜,我的一位同學跳牆跑出校園,然後聽說他在廣場附近被流彈擊中,小腿受傷,後來更因此受到學校處分,不予分配工作……

攔截軍車

除了參加天安門廣場的集會,我也和同學一起參與了攔堵軍車的行動。由於學校的教學活動已全部停止,學生們的中心議題時刻不離學運,校園中自然消息極為靈通。 我和幾百位來自海澱區多個大學的同學, 聽說有軍車和坦克正從西北面向北京進發,便不約而同地走到離校園不足十裡遠的北京西郊的青龍橋,在那裡阻擋住正要向城裡進發的軍車。有的同學手拉著手坐在滿載士兵的軍車前,有的學生走去圍起後面的軍車。本來我們是抱著與軍人對峙的心態來的,但當我和一位好友在車旁同坐在軍車車廂邊上的一兩位士兵聊 了幾句 ,才恍然發現他們原來對於此行的目的毫不知情,只說是聽從上級的命令進城進行演習。 那些十八、九歲年輕的士兵與我們年齡接近,但他們似乎生長在完全不同的世界,對外面發生的一切毫無瞭解,或者說無從瞭解。他們恐怕整日在營中軍訓,根本沒有太多機會接觸外界。與我們這些毫無顧忌、努力面對周圍的一切新鮮事物、試圖看清世界、力爭民主、自由、開放的大學生相比,這些士兵們看起來 無辜、單純得令人驚歎!

八九年以後,大學規定每一屆大學生都要進行軍訓。我也曾早在六四之前便參加過學校組織的軍事夏令營,對軍隊的生活和訓練活動有些直觀的瞭解。我很明白軍人的天職便是惟命是從。然而,六四當天的流血屠殺事件,令我深深感到,與中國的軍人相比自己是何等的幸運—我從不需要,也絕對不會違背人性、人心而一味聽從指揮、濫殺無辜百姓……

  “不忍想起,又豈敢忘記!”教院校長的這句話其實也 正是我多年來的真情寫照。每個人當年參與也好,觀望也好,哪個人不是為自己的民族、自己的國家而熱血沸騰、義憤填膺。 二十年來,我悉心收藏著這一段珍貴的記憶,如今,驀然回首,當時的景象竟還是歷歷在目。

此時此刻,午夜已過,六四來臨,而我的窗外正開始電閃雷鳴、大雨滂沱。上天是否也在為二十年前今夜的長安街慨歎、嗚咽 ?!

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淩晨零點20分 於大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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